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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说唱俑，你会想到什么?在去年爆红的H5“第一届文物戏精大会”中，秦始皇兵马俑、商代大禾人面纹方鼎等文物各展才艺，让说唱俑兴奋地“当当当”敲起鼓来。网友纷纷为“活起来”的说唱俑点赞，称“文物终于不那么严肃了”!
且慢，笑逐颜开的说唱俑，怎么就“严肃”了?
今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的说唱俑并不是独一份，这种表现汉代滑稽俳优形象的陶俑，在四川等地已有近20例发现。除了俳优俑，四川的汉代陶俑异彩纷呈，同样“从事文艺工作”的还有跳舞、唱歌、抚琴、吹箫等陶俑。不过在中原地区，俳优俑却比较鲜见。于是，你开始思考：俳优俑这种形式，具体是出自什么时段、什么地域，又与其他陶俑有何关联呢?
经过刻苦钻研，学术成果在考古学的权威期刊上发表。譬如，论文《四川汉代俳优俑———从金堂县出土的俳优俑谈起》《四川汉晋陶俑的初步研究》，把四川汉晋陶俑分为十类、四期，将俳优俑归入丁类三期中段，并提出“俳优俑也源于关中地区”“在四川地区出现于东汉中晚期，形态更为成熟多样”“主要分布于成都平原及汉文化传播通道上，其中成都地区发现最多”……
你看，就这样不知不觉间，说唱俑就“严肃”了起来。
先对作者说声抱歉，以上文的研究为例，只是我力图抽象出考古学家的学术思考历程。面对一类样貌可观的器物，人们往往会自然而然地动用起理性，关心起它们“从何处来，往何处去”。久而久之，一种叫作“类型学”的重要研究方法，便在考古学史上应运而生。
其实，即便对考古学不甚了了，你也很可能掌握基本的类型学素养。比如，你能确信小屏幕还带home键的iPhone3GS，比6.1英寸全面屏的iPhone11要早。
考古学家爱说类型学是考古学研究的基石，因为它的最终目标是建立以器物为中心的时空框架，而知晓时空属性，是研究物质文化遗产的必要前提。当几乎所有器物研究都习惯性地从“排排队”开始后，类型学潜含的强烈理性主义色彩，也似乎成了无需赘言的默认——至少在型式层面，器物于时空是切实存在演变规律的;且这些演变规律是人类可以通过理性洞察的;这种以进化论为预设的研究方法，象征了人类对认识历史的自信。
直到今天，在中国考古学的研究旨趣中，类型学仍然占据重要位;众多博物馆的考古主题展，也在使用专业而晦涩的类型学术语讲解展品、组织展线。
然而，不论类型学的研究方法论是否无懈可击，已经有很多人开始意识到，这种研究方法的过于强势，已经导致“见物不见人”。除了类型学，器物从生产至使用、再至毁弃的“生命链”，及其与社会生活、文化思想的互动，都该是考古学家可以从中读解出的“秘密”。
进而，如果以“非理性”面对器物，如“第一届文物戏精大会”一般，我想也无伤大雅，又何必扣上“不严肃”的帽子呢?“理性”本是人之为人的珍贵财富，但如果理性过度，变为不可侵犯的“正确”，岂不反而成了“暴政”?百余年前，以类型学等为研究方法的考古学为人类提供了认识世界的武器，到了文化大爆炸的今天，注意莫让这武器反伤了人类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