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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随着顾千里校本《元朝秘史》展开，涉及了许多问题，现在还是要回到该书本身。
顾千里校本《元朝秘史》，因其抄本转到海外，叶德辉观古堂又据其抄本刊刻问世，渐受重视。
有意思的是，叶德辉观古堂本收了张穆和钱大昕的跋，虽也收录了顾千里的跋，却将其作为“无名氏”。其实，叶德辉在“丙午”(1906)“嘉平四日”的跋文中，提到过顾千里(叶德辉题跋，见《湖南近现代藏书家题跋选(一)》，中华书局，2009)。但他在刻本中却作为“无名氏”，如此处置，不知何故?而叶德辉之所以会1907年刊刻此书，恐怕和他从日本学者那里听到的有关此书的消息有关(关于叶德辉和日本学者的联系，见他和诸桥辙次的笔谈，载《东瀛遗墨》)。叶德辉的抄本，据观古堂本《序》，乃得自马进远(其人具体情况待考)，而马氏乃“百金得自书肆”。叶德辉后得金蓉镜资助，方得刊行。金蓉镜(1855—1929)，初名鼎元，字养寿，又字学范，号子篯，后更名蓉镜，字香严，号甸丞，又号闇伯、潜庵，晚号香严居士、香严庵主、香严头陀、就李乡民，秀水(今嘉兴)人。
可见，此书流传中，顾千里之名，其实被隐存了很久。直到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才逐渐被文献学者关注(见拙著《顾千里研究》252—290页，不赘)。这种情况和鲍廷博相似，鲍廷博抄补的《元朝秘史》文本虽然流布很多，但多赖陈垣先生提出，才渐渐被关注。
历史文献流传中，许多做出贡献的人物，往往被淹没在历史的阴影之中。
关于顾千里校本的本身，最后入藏北京图书馆的经过，据傅增湘《〈元朝秘史〉跋》：“此书旧藏盛伯羲祭酒家，癸丑岁(1912)，意园藏籍星散，余偶见之正文斋谭笃生许，因告菊生前辈，为涵芬楼收之，而余为之谐价焉。”
可知盛昱身后，藏书四散，此本被书商正文斋谭笃生从盛昱处购得。考谭笃生，名锡庆，字笃生，河北冀县人。据孙殿起《琉璃厂小志》：“正义斋，主人谭锡庆，……于光绪二十五年开放(先于光绪十六年在文昌会馆经营数年)后设肆于东路南，所藏多古本精抄家训之书。”(孙殿起《琉璃厂小志》，北京出版社，1962，第105页)
伦明云：“清同治年间，朝廷将宫中修缮不及的藏书送到宫外书肆装潢修补，或经办事人之手，或被宫人监守自盗，内府藏书开始散失出宫。在海王村琉璃厂书肆中，谭笃生开设的正文斋，就是专靠从太监手中购得的偷盗之书起家的，谭氏精鉴别，又善结纳，于光、宣年间执书业之牛耳，庚子乱后最为有名。”(见伦明《辛亥以来藏书纪事诗》，北京燕山出版社，1999，第133页)
此事被傅增湘得知，发现为顾千里的校本，向张元济先生推荐。所以，张元济先生将其购入上海涵芬楼。正因为是傅增湘推荐，所以到1931年，陈垣先生要研究《元朝秘史》，请傅增湘从涵芬楼借出，此书才得以免受战火之灾。
此后，1936年，有商务印书馆将顾校本影印收入《四部丛刊》三编之举，而当时赵万里发现故宫内阁大库所发现的明刻本的41枚残叶，用以替换了抄本中的相应部分。《四部丛刊三编》本因此成为该学界最受欢迎和普遍使用的本子。
上世纪五十年代，商务印书馆“公私合营”(见张人凤、柳和城《张元济年谱长编》，下册，1953年11月纪事，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2)，此事由当时作为“公方”即国家文物部门负责人的郑振铎先生经手。在此期间，顾千里校跋的此书入北京图书馆。据笔者请教张元济先生之孙张人凤先生，当时张元济对于商务印书馆和他自己的藏书，大致分为三种情况处置：其一是完全捐赠给国家，如《永乐大典》残本和其他一些善本;其二是卖给国家，譬如当时藏在金城银行内的一些宋元善本;其三是公私合营而归于公的(以上，是笔者对人凤先生原话的理解，如有误讹，责任在笔者)。《元朝秘史》究竟属于上述三类中的哪一类，容再考。
总之，《元朝秘史》，从14世纪中叶以来，经历元朝和明朝的鼎革变故，经历八国联军入侵的动乱，躲过了日军侵华炮火，波折跌荡。此后化身万千，显于世间。如今，顾千里校本本身，静静地躺在国家图书馆的书库中。这在我国古代典籍的流传史上，颇为罕见。
这部著作，成为元代历史和蒙古民族研究的最重要资料之一，走向了世界。它的经历说明，当今世界文明，是在互相斗争和交融中形成发展的。从世界文明史的角度看，汉文古籍作为记载人类文明形成的重要资料，有其自身独特的价值。
这部著作，走到今日，和无数的学者发生了联系。离开了这些具体而真实的联系，也就谈不上生动的学术发展史，文献就成为僵死的纸片，没有生命力。探究其流变过程中的细节，不仅是为了记住历史上为此付出心血的知名或不知名前贤的贡献，更是为了强调，任何一种科学的研究，都是在前人的学术积累基础上，才能前进。此乃从事学术研究的根基所在，若非如此，则不足言也。(李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