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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中国艺术鉴赏网
作者：倪建华 考古学者
图 鱼龙纹玉戈
【作者来信】国家对文明溯源工程高度重视，但是夏商周断代工程留给人不少遗憾，连欧美都不认可我们的文明起源，这是中华民族的悲哀，文字作为国际公认的国家文明的标准之一的探索却很少见到有所发现。我的两篇文章（上一篇文章《一件带铭文的良渚玉器的赏析》中国艺术鉴赏网 2022.12.29）都是环绕着发现文字而潜心研究而成，其中不为人知的濮文字功不可没。研究濮文的古文字学者张明友先生与我素无谋面，也是六七十岁的老人，研究成果无法得到认可，跑到美国出版“山海经濮文解读”一书。我们对古文字研究有着浓厚的兴趣，收藏铭文类文章都是相互学习中成稿，共同愿望为促进祖国文明溯源工程作贡献。余年已八旬有余，留给我的时间不多了，希望有生之年认真做好鉴赏记录，用文字和实物传承下去，那就是三生有幸了！
内容提要：笔者旧藏中有一件鱼龙纹玉戈(以下简称该器)，该器上的铭文经中国古文字专家，中国僚学研究中心张明友先生解读，确定系濮文，濮文解读为“契那帝切戈”。契那地区为蚩尤集团所在地，时代上属于龙山文化晚期。此玉器的形制、治玉工艺颠覆了传统眼学鉴定的认知，玉器上的铭文显示了濮文字的另一种形式的存在，证明了新石器时代已经有了文字，华夏文明的起始在距今约5000年。
基本状况
该器材质为为透闪石质青玉。尺寸重量如下：总长300mm， 戈面宽60mm， 戈部长度145mm，柄部长度260mm，柄部孔径3mm，头部孔径3.2mm，戈部中间厚度20mm，柄部厚度18mm，重量784.1g。全器表面布满橘皮皱纹，饭糁及钙化现象，局部有黑漆古沁分布，整器保存完整为全品相。基本状况概述：正面图见下图一所示：为铭文面，铭文形式为减地阳文。
图一 正面图
背面图像及纹饰介绍见下图二 ：
图二 背部图像
该器背部用减地法刻双线中凹下的四道突弦纹，这个突弦纹容易使人联想到圭这个礼器，所以最初给人的印象就是一个圭-戈复合件，现在看来，这四道纹饰的目的是除了美观装饰外，最主要的是实用，握在手里防滑而已，后来的玉圭上也沿用了这种纹饰，是继承还是另有创新尚不清楚。
头部细节：头部为龙纹，喙部特征和红山文化玉猪龙的特征相符合：喙部向上翘曲，中间三道阴刻线均布，滴水状眼球微微凸起，眼角有阴刻线引向龙角后部，龙纹下有一带小孔的纹饰，似海洋鱼类的简化图案，龙、鱼、经常布置在一件玉器上，表达了渔耕文明和对龙图腾的崇拜，也是高古玉纹饰的基本特征。戈部从中间向边缘磨削出刃部，形成上下两侧共四个刃口，但是并不锋利，刃部的厚度达2-3mm。
头部细节图见图三、图四、图五所示：
图三 头部细节图之一
图四 头部细节之二
图五 头部细节之三
治玉工艺分析
该器的治玉工艺分析如下：以瓦沟纹打洼工和凸弦纹为主，基本上和兴隆洼红山玉器的工艺相同，不同的是两个小孔的加工和器型的造型在红山玉中尚未发现。采用红山文化时期特有的打洼工，表现在龙身和柄部的连接处打洼成型，以及在两条平行的阴刻线之间磨削成凹面以增强立体感。此柄因有几道横线，往往被误解成六器中的圭，但是尾部做成半圆而不是三角形，这就和圭大相径庭了，此外顶部和尾部都对钻钻有仅仅3mm左右的小孔，孔周有喇孔，双面对钻，几乎看不到接刀的台阶，两个孔的尺寸只相差0.2mm见图六、七。
图六 尾部小孔
图七 头部小孔
柄部半圆形状和钻小孔工艺应该是为了便于掌握和挂在身边而设。柄部的凸弦纹是为了增加手掌和柄部的摩擦力而作，刃部较厚，说明不是真正武器。柄部背面直线型的阴刻线刀法很细腻，给人有一就而蹴的感觉，这有可能是在阴刻线之间打磨凹下去的时候经过了修饰成型的。鱼龙纹等其他阴刻线显得就比较粗糙，转弯处接刀痕迹较为明显。
戈的刃部为三角形三面刀刃，刀刃部分厚度为2-3mm。戈最早出现于石器时代，因石镰、骨镰或陶镰的启发而产生石戈，该器没有锋利的刃口，显然是作为王权的象征而特制。
铭文解读
该器铭文经古文字学者张明友先生鉴定解读，确定系濮文，濮文解读为“契那帝切戈”。发音及对照的濮文如图八：
图八 铭文解读
五个铭文中开头两个字“契那”是一个地名：“山海经”记载，契那地区共有十一国联盟部落国，这个部落分布在我国的东部的山东地区。从该器的铭文形式上已经突破了传统的六划概念(通常濮文都只有六划)，文字方块化已经形成并且有了艺术化的修饰，说明当时的文字已经有了很大的进步，甚至超过了后期甲骨文的象形像声等基本概念，可以认定为属于龙山文化晚期，按照这个解释，此器应该是在契那部落的契舍的部落国所在地。就是现在山东的青州地区。
青州在沂蒙地区的北部，部落王者自称帝，戈为兵器，鱼龙纹饰的玉戈是王者的权威之物，濮文中出现了戈这个字，说明在龙山文化时期戈是已经被正式命名的兵器之一，它和良渚文化时期的戟一样是先于商代就有此武器的名字了。目前学者对古代兵器的命名有不严谨的地方不少，比如钺，钺是商代以后才有的兵器名称，对上古类似钺的兵器或者权力象征的兵器不可随意引用后世的名称，作者在“一件带有铭文的良渚玉器的赏析”一文中，对该器就没有沿用习惯的玉钺之类的称呼，而是根据濮文解读直接命名为“玉戟”。
这样把五个铭文连起来解读就比较能读懂了：这个鱼龙纹玉戈产生于龙山文化晚期，是位于现在山东青州的一个叫做契舍的部落国的王(帝)所持有的戈，王佩戴或者手持出入部落内外，以昭示王权。此器两端的两个小孔是便于佩戴和放置室内时候悬挂。
对此器工艺的分析和其他文化期的异同之处
此器工艺中打洼工，凸弦纹以及龙首的造型和红山文化的治玉工艺有一脉相承的地方，考古发现，红山文化距今6400年，龙山文化距今4600年到4000年，而良渚文化是距今5300-4300年，蚩尤部落和良渚部落的交集和地理位置的相接近的机会更多，但是在治玉工艺上没有一点良渚文化的工艺痕迹，反而接受了相差将近2000年的红山文化时期的治玉工艺，这个问题确实有点令人困惑。
仔细研究了红山文化族群的迁徙过程发现：这是是由于红山文化族群的北夏苗族糾夷胡南迁至契那地区，以及鉅燕肃慎族的一些支系(比如慕容氏)迁徙至契那地区的缘故，由于这些民族迁徙过程中也把红山文化时期的治玉工艺带到了契舍部落了。从金属工具使用方面来分析距今2500到2600年的蚩尤部落正好处于良渚文化同一年代，这样设想的话，龙山文化后期使用金属工具的可能性就极大了。从这点考虑，对两个小孔的工艺作如下猜测：从最新的民间自媒体文章中我们得知蚩尤在华夏历史上，是第一个将金属应用于作战的部落首领。不难想象，这两个小孔是金属加工而成的可能性极大，但是至今还缺乏考古证据来证明，不能断然下结论。
根据此器顶部和柄部的两个只有3mm大小的钻孔出发，考虑有两种材料可以应用：一是金属制作，最起码是铜，或者是青铜;二是动物骨头制作，用动物骨头磨成很细的程钻对钻打孔也有可能实现，因为材料来源广泛，容易磨制。配以解玉砂进行钻孔最有可能鉆透玉，且更换也较为方便。由于目前还没见龙山文化后期金属制品的考古发现，这种解释也只能是猜想。
良渚文化时期的阴刻线也有专家认为可能是用鲨鱼牙齿做成刻划工具一样，都只能作为科学猜想去假设。红山文化玉器的馆藏文物中有发现带螺旋痕迹极小的孔道，金属钻头所做不是没有可能，此器两个孔经过仔细观察，并没有发现螺旋痕迹，那是因为孔径过于细小的缘故，但是存在对钻工艺的极小的台阶，解释了对钻工艺的解释是合理的。最值得我们探究的是在山东青州地区出现的龙山文化晚期的琢玉制品居然是和相隔两千多年的红山文化时期的琢玉制品极其相似，而直径只有3mm的钻孔直径更是令人惊叹。这两点确实是我们研究的重点，尽管山海经上有所介绍，作为野史能让人接受的不多，不过，最近的考古发现，越来越多的文物和山海经所述倒是很接近了。但是确实可以用来解释这一个奇怪的现象。
对濮文文字结构变化的思考
濮文是中国乃至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字，距今9000-10000年，早期濮文分布在沿太平洋和印度洋沿岸的地区存在，这就是古印度文、苏美尔文、古埃及文、美洲古濮文与东方濮文相似，基本都是刻划符号演变过来的，随着时代变迁濮文逐渐演变成了各种文字，在其他地区演变成了各种字母，而在中国则逐步演变成甲骨文、金文并且开始逐步向方块化文字发展。秦统一中国后采用统一的小篆体文字包括现有的汉字也是方块化演变的结果。
把良渚文化时期的濮文和后来的濮文加甲骨文，以及本文中五个和汉字相同的方块化的濮文进行比较，可以看出文字结构的逐步进步的基本过程：贾湖遗址发掘出来的契刻文现在也归纳到了濮文这一系列，基本上就是刻划符号逐步演变成的文字。我们在吴县澄湖遗址上发现的良渚文化黑陶上的濮文是这样的，见图九：
图九 澄湖鼎鑊
而我们在良渚玉戟上发现的铭文变成了这样：八个铭文中除了左边第三个铭文“甭”是甲骨文之外，其余七个都是濮文。显示了濮文在向甲骨文方向逐步演变，开始有了艺术化的书写规律，见图十：
图十 良渚玉戟上的濮文
上图八告诉我们，在这个玉戈上的五个铭文则已经完全是方块化的文字了。下面我把山海经濮文原文截图如下，供对古文字有兴趣的朋友欣赏，见图十一：
图十一 山海经濮文原书截图
结语
1，综上所述，这件玉器应为在现代山东青州地区，新石器时代(夏)龙山文化晚期的一个契那部落的契舍国国王所持有的一件青玉鱼龙纹玉戈，是一件权杖；
2，器物表面所有特征包括：玉器表面以及工痕上面的包浆、满布的饭糁、严重氧化的橘皮纹等等都指向这是一件离开现在4000年左右的玉器，其治玉工艺极其精湛，应属王权之物，艺术和文物价值较高；
3，濮文起源于距今9000-10000年前，中国贾湖遗址就已经有考古发现，濮文濮语终止于商代，商朝开始放弃用濮文濮语为国家行政用语，周朝的濮文濮语只是少量的残留，大部分已经是商族语言。因此从商代开始逐步演变成甲骨文和其他类型的文字并且开始向方块化演变。濮文在对上古器物的断代方面有着举足轻重的依据，此器就是根据所镌刻的濮文作为断代的重要依据的；
4，中华文明绝对不是只有3000年，良渚文化和龙山文化时期的玉器上的铭文清晰告诉我们，中华文明起码应该上推至距今约5000年。
参考文献：
1、“山海经濮语解读”张明友 美国竹和松出版社出版，2022年6月
2、“古井出秘符-苏州澄湖遗址与良渚刻符”吴文化博物馆 2021.11.1. 澎湃APP
3、“一件带铭文的良渚玉器的赏析”倪建华 中国艺术鉴赏网 2022.12.29
中国艺术鉴赏网融媒体官方平台报道：
责任编辑：王斯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