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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长江出版社《大武汉红色故事丛书——日出江城》
作者：刘桂芳
1949年5月16日清晨，武汉迎来了曙光，江城人民欣喜地看到，江汉关钟楼上一面崭新的红旗在高高飘扬。这面象征江城新生的红旗，是由刘虹等几名女地下党员秘密绣成的，它表达了武汉人民对解放的渴望和对解放军的欢迎。
同兴里红色刘家
位于汉口的同兴里21号，住着一家刘姓富商。武汉沦陷时，刘家为了避免儿女们接受日式教育，让他们全部退学，请私人教师在家里教学。抗战胜利后，在刘家表亲赵寻(共产党员，著名诗人张光年的妹夫)的影响下，以刘虹为首的刘家的儿女们，陆续成为追随共产党的进步青年。
刘虹在赵寻的指导下，和大嫂桑岱久、三妹刘寿年一起于1948年春季办了一所“彭年补习夜校”，地点就在自家一楼的两间空房内，设有语文数学、英文、打字、职教等课程，对外公开招生。夜校除由刘虹，桑岱久主持教务并参加授课外，先后在校任教的还有张孟林(兼总务工作)和张敏汪德昭、姜一林、汤佩佑等地下党员。他们平时各自在外从事地下工作，晚间则以教员身份按课程安排来校讲课，一直没出什么意外。
1948年4月，张孟林向当时的领导人杜子才(中共地下市工委委员兼文教委员会书记)全面汇报了刘虹及其家庭情况，杜同刘虹随即建立了直接联系。同年6月，刘虹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有了党的指引，苦闷多年的她心中豁然开朗，感觉人生有了希望。地下党根据刘虹的条件，确定由她从事秘密机关工作。彭年夜校实际上成为地下党的一个工作据点，也是个职业掩护场所。
率先成长为地下工作者的刘虹，用行动影响带动了她的家人。大嫂桑岱久随后也成为地下党员，大哥刘连庆、四弟刘连寿、四妹刘寿营是党的秘密外国组织成员，二哥刘连善、三妹刘寿年去解放区参加革命，母亲桑淑芳成为同情革命的人。父亲和三弟虽然不问政治，但也不过问和干预他们日常生活以外的活动。
自制收音机听广播
入党后，刘虹迫切要求党分配工作。党交给她的第一项任务是设法弄一台收音机，收听新华广播电台的广播，把内容整理出来交给党组织。当时的武汉，国民党反动派为了防止人民收听解放区广播，不许无线电商家出售带短波的收音机。
市场上买不到怎么办?恰好刘虹的大哥刘连庆在钻研数理科学，平时爱摆弄收音机。为了听到延安的声音，她请大哥帮忙制作一台带短波的收音机。大哥并不问用途，找来电子元器件，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帮她组装好了。这台收音机虽小，但音质很好，加上外壳是用一个精装书的硬纸壳做的，十分使于隐藏，当刘虹第一次用这台自制的小收音机听到新华社的声音时，内心万分激动。
刘家四楼的阁楼有个小杂物间，刘虹把杂物间收拾出来，搬进去住除了吃饭下楼外，日夜守在收音机旁，唯恐漏掉一条新闻报道。每天凌晨，新华社第一次播音一响，她立即开始记录，待重播时再校对一两次，中午就可以将这一天的主要新闻报道送给组织。她在阁楼里废寝忘食地工作，有时一天仅睡几个小时，有时彻夜不眠。小阁楼冬冷夏热，她浑然不觉。
为了安全，取资料的同志教给她一种伪装方法:将广播内容用蝇头小楷写在薄纸上，卷成一个比香烟还小的纸卷，把香烟中的烟丝抽掉，薄纸卷塞入香烟内，两头塞满烟丝，再装回烟盒，还原封口，外人完全看不出这样普通的一盒香烟竟然暗藏玄机。刘虹收录的材料快速传递到负责印刷的同志手中，他们夜以继日地用油印机赶印成千上万份宣传资料，很快又通过各种形式散发出去。
时隔不久，刘连庆又应刘虹的要求组装了一台稍大的收音机，后来还从旧货行购回并修复一台更好的收音机，从而避免了临时故障，保证了收工作顺利进行，她收录的内容很广泛，有新闻，评论，有解放战争的进展情况和解成区的各种信息，还有党中央重要文件和毛主席著作等。
随着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杜子才又布置刘虹油印有关文件。在市场购买油印机容易暴露，她就用一块玻璃板、一把刷子代替油印机。
每次工作完毕后，都要把油印工具分别藏好。张孟林和刘连寿有时也给她帮忙。利用这套简陋的工具，他们印了毛泽东的《反对自由主义》《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的部分章节;刘少奇的《论党的严肃性与活泼性》;七大通过的《党章》，刘宁一的《解放区的工业政策》以及地下党组织为迎接解放起草的文件、指示及有关宣传材料，如《武汉接管工作中的调查研究》《关于审查新党员问题》。印得最多的是《约法八章》布告。
这些油印文件和宣传品，党组织用多种途径传送到地下党员、外围组织成员地下党印制的解放军入城纪律《约法和进步人士手中，传递了党中央的声音宣传了城市工作的方针政策，传播了人民解放军的胜利消息，粉碎了敌人的谎言，鼓舞和坚定了革命斗志和胜利信心。
“偷”取金条交党费
刘虹的父亲长年经营房地产生意，盈利颇多，除却日常开支，都换成金条藏起来，以备不时之需。刘父每次换回金条，并不亲自掌管，而是交给刘虹和刘连寿收藏，平时也不过问数目。刘虹和刘连寿把金条分开存放有的藏在四楼供佛房间的天花板上，有的塞进墙缝里，有的放进陶罐里总共有40多根。
1948年夏初，武汉地下组织经济十分困难，刘虹让刘连寿从天花板上取下来2根金条，亲自交给了党组织。同年盛夏，刘虹自己不方便攀爬就让借住在自己家的张孟林帮忙，爬到藏有金条房间的天花板上，从杂物堆的陶罐里拿出2根金条，将其中一根交给了党组织。有次在研究工作中，武汉地下市委书记曾惇说组织上缺少经费，让刘虹拿根金条给他，刘即照办。
刘虹从家中拿出的金条，偷偷交给了党组织，用于开展活动之用，为地下党组织缓解了一部分经济困难。
假借结婚绣红旗
1949年5月初，武汉即将解放，天就要亮了!组织上指示刘虹、汤佩佑桑岱久等同志赶做红旗迎接解放军进城。接到任务后，刘虹立即找大哥刘连庆商议，刘连庆此时已是文教界秘密外围组织成员，慨然允诺并共同策划。大哥陪刘虹一起上街采购布料，他穿着一身绸缎长袍，装作一个大老板跟布庄的人说自己要办婚礼，买了两匹红布和一匹黄布。
布匹买回后，刘虹、汤佩佑、汤静雯、桑岱久、余漱芬等人就躲进阁楼做红旗。由于国民党实行高压政策，一些红色的布带包括镰刀、头图案等与共产党相关的内容全部都被列入“禁品”，不准老百姓使用。
大家都没见过印有镰刀锤头的党旗，这旗子上的镰刀锤头图样去哪儿找呢?刘虹思虑一番，突然灵光一闪，跑到文具店买回了一套万国旗，将其中的苏联旗帜取下，照那上面镰刀、锤头的样子放大，连续几个晚上，刘家四楼那间供着佛龛的房间里缝纫机不停运转。在刘母桑淑芳的指导下，刘虹等人通宵达旦赶制出一面特大红旗和几面大红旗。
5月15日清晨，一位抱着婴儿的妇人悄悄来到刘家，此人正是武汉市委书记曾惇的夫人王一南，她将红旗放在婴儿的襁褓里，悄悄地带走了。当日夜晚，国民党部队撤出武汉。随后，地下党组织指派专人爬上武汉地标建筑江汉关钟楼，将特大红旗挂了上去。这面红旗告诉人们：天亮了，武汉解放了，这座英雄的城市又回到了人民的手中。
编辑：刘丽
